大屠杀已成定论

但近两年来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气氛左右下,日本舆论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2013年,到访中国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但近两年来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气氛左右下,日本舆论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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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压倒了东风

前面提到的作家铃木明,在1973年特地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幻》,书中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辩驳。此书算是为“否定派”打开先河,所以人们也把该派称作“幻派”。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悄悄转移了重心,从否定大屠杀的史实,转为否定“违反国际法”。2001年,日本法学家佐藤和男出版着作《南京事件与战时国际法》,里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时,并没有加入1929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不杀俘虏的规定不适用于中日两国。

10月14日,为了报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向政府提交了对该组织的制裁案。在中国人眼中,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申遗罕见的强硬态度令人气愤。事实上,与今天中日两国对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态度差距巨大不同,上世纪70年代,南京大屠杀一度曾是日本主流社会公认的事实。那么,当年有良心的日本学者曾经怎样勇敢地承认事实?如今的日本又为何会从原本正确的认识上步步退却呢?

此事前后纷纷扰扰闹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两战犯的家属干脆把牵涉其中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及本多胜一全部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审理,2005年法院宣布原告败诉。此案审理过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当年“百人斩”暴行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确证。

必须说明,尽管张纯如耗费多年,做了大量调查,搜寻到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她毕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作为一本研究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着作,《南京暴行》一书写作上有些过于感性,严肃的历史考证有时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题及内容叙述,让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却也因为史料方面的硬伤使作者受到批评。

虽然东京审判为南京大屠杀日后的论争埋下了最初的祸根,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没有越出法庭之外,更很少进入日本公众的讨论范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桩旧案才因为一篇报道引爆了日本舆论界。

1997年,记者出身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书的副标题特地用了“Holocaust”一词,在英语世界里,这个词马上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但这本书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战史研究家板仓由明经过细心比对,发现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与《阵中日志》原稿有至少600多处删改,是一部“伪作”。“否定派”造假出丑,其论调受到强烈冲击和更多质疑。

未成铁案留隐患

原来,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出华北”。尽管很快便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干脆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项》,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要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因为遇难人数的估计与“30万”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国国内舆论往往将日方的“肯定派”成员,与态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强烈批判。

不过,虽然在数字上一再缩水,今天的日本主流社会,依然没有退却到敢于否认南京大屠杀本身。按秦郁彦本人所说:“4万人也已经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了。”只不过,遥想上世纪70年代前辈们的良心与勇气,今天的日本学者实在已经退步太多。

肯定派VS否定派

很明显,张纯如不仅将论战从中日两国扩大到国际范畴,也把这场屠杀从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类惨剧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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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明的书出版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有过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国内出了个“教科书误报事件”,再度让有关辩论热了起来。

大屠杀已成定论

与今天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1945年东京审判开始前,南京大屠杀不仅不为许多日本人所熟知,甚至很少被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所提及。有关日本陆军在南京的暴行,直到东京审判时才被详细地公之于众。

而“否定派”干将东中野修道迅速出面指责称,张纯如这本书,仅前面64页里就可找到不下90个史实错误。随后,东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史料,几乎逐条反驳一遍,沉寂多时的“否定派”着实雀跃了一番。

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此刻还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杀,那要么是读书太少,要么就是动机不纯了。

有观点认为,日本右翼之所以时至今日还敢于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翻案和挑衅,说到底其实是东京审判留下的一桩遗憾。

但这本书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战史研究家板仓由明经过细心比对,发现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与《阵中日志》原稿有至少600多处删改,是一部“伪作”。“否定派”造假出丑,其论调受到强烈冲击和更多质疑。

这起事件在当年充满战争狂热的日本国内,一时成为街知巷闻的“美谈”,他们甚至跑去日本各个学校去演讲,名声非常响亮。但是天网恢恢,抗战胜利后,盟军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两人抓捕归案,押送回南京公审,1948年初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下由中国宪兵执行枪决,以告慰南京千万亡灵。

1971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获准来华进行采访报道。身为日本资深左翼记者,本多在访华的四十多天内,先后访问了广州、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本多胜一将此行的记录以《中国之旅》之名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系统地向日本民众重现了旧日本帝国在侵华时代对华的暴行。该报道登出后,曾在日本引发空前轰动。因其影响力巨大,该报道在连载结束后,在第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朝日新闻社出版。这本书在发行后10年内就重印了26次,成为日本当时少见的长期畅销书。

本来,以上争论只是不同观点作者之间借助媒体的“对战”,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介入,让事情性质起了变化。秦郁彦、洞富雄等学界公认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都专门发文批评山本七平的言论。

为打赌而去杀人的两个日本军官

上世纪70年代日本舆论界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态度,与当时一批日本左翼历史学者的努力不无关系。早在本多访华前,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曾在1967年出版的《近代战史之谜》中专门辟出一章论述南京大屠杀事件。1972年,借日本舆论关注该问题的热潮,洞富雄出版了《南京事件》一书,该书是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第一本系统论述南京大屠杀的专着。1984年,洞富雄、藤原彰、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二十多名力图证明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学者、记者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以该协会为主轴的“大屠杀派”一度在和“虚构派”的争论中占了上风。这种环境的塑造,为当时正处于“蜜月期”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助推。

长达三十年的“百人斩”日本民间辩论及法律诉讼,逐渐让参与各方演变成两大阵营:对南京大屠杀到底是不是发生过,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此事前后纷纷扰扰闹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两战犯的家属干脆把牵涉其中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及本多胜一全部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审理,2005年法院宣布原告败诉。此案审理过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当年“百人斩”暴行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确证。

日本学界、舆论界的这种急速转变,不能说没有政治干预的影子。上世纪90年代之前,执政党的自民党政治家很少参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1994年新生党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首次公开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结果,他在就任11天之后因此言论被迫辞职。此后,不断有日本政客不惜豁上自己的政治前程挑战这一高压线。而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虽然表面上并未逾矩,但却积极与“虚构派”互通声气,其成立的“南京问题委员会”及参众两院超党派“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都致力于吸纳“虚构派”或“中间派”的学者,“大屠杀派”在日本逐渐陷于边缘化。

很明显,张纯如不仅将论战从中日两国扩大到国际范畴,也把这场屠杀从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类惨剧的层面。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单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的世界格局出现松动,在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时期发生的人间惨剧,才有了更多的议论。

对于南京大屠杀,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最初主张共造成43万人遇害。不过,由于国民政府在审判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准备并不十分充分,中方代表所列举的证据中留下了不少漏洞,这些漏洞不仅为后来日本右翼翻案留下把柄,也使得中国后来所主张“三十万以上”的受害者人数,自始至终没有被法庭所采信。在最终的判决书中,远东军事法庭采取了折中的态度,认定:“据估计,在最初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周围被杀害的非战斗人员在20万以上,发生强奸案两万以上。”而与之相矛盾的是,法庭对松井石根本人的判决书则说:“数千名妇女被强奸,被杀害的人数在10万以上。”中国国民政府当时对这个明显的矛盾,竟然也没有提出异议。中国后来“30万以上受害者”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日本所接受,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更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可以说,中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从那时起就产生了分歧。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单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的世界格局出现松动,在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时期发生的人间惨剧,才有了更多的议论。

当年参与进攻南京城的侵华日军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后,用日本刀进行虐杀中国军民的比赛,最后还拄着刀拍了一张合影,发给《东京日日新闻》,旁边注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样,意思是向井杀人更多,更胜一筹。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大屠杀派”与“虚构派”之间的攻守之势却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易位。2000年,“虚构派”成立了旨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学会”。该学会的会员学者近年来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频繁抛头露面,向日本民众宣传南京大屠杀的“非真实性”。而与之相比,曾经居于强势地位的“大屠杀派”却逐渐走向式微。尤其是洞富雄等老一代研究者去世后,该派别近年来甚至陷入了“无人掌旗”的困局。

两个狂妄的战争屠夫死有余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着“百人斩”暴行以及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风风雨雨,却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后开始发酵,时至今日,在中日之间乃至日本国内,仍然争讼不已。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了防范少数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间顽固分子故意制造的否认、篡改历史真相的逆流,中国的官方及相关学界,乃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应该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历史,了解昔日的敌人、今天的“对手”?

讽刺的是,该文的作者铃木明在时隔三十多年后曾经发表过一篇澄清文章,指出媒体当年对该文的解读其实有误,“まぼろし”一词在日语中除了“虚构”还有“迷”的意思,他写作该文的本意,其实是想指出南京大屠杀难以考证,而非对其进行否定。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便日本的右翼势力,其实也不敢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仅敢于对证据进行有限的质疑。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1989年,“屠杀少数派”出版了《南京战史》一书,第一次刊载了偕行社收集的证人证词,承认至少有1.6万名俘虏在南京被集体屠杀。比起中国方面认定的遇难人数30万,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大屠杀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杀“有”还是“没有”的论战,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最接近和解的年代

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此刻还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杀,那要么是读书太少,要么就是动机不纯了。

战后日本长期由倾向保守的自民党执政,但日本学界、舆论界却往往是左翼占上风。比如率先刊发本多胜一揭露日军在华暴行专栏的《朝日新闻》,政治立场上向来就是中间偏左,标榜进步、自由,带有强烈的左派国际主义观点。正是这些左翼媒体与学者多年来不断地研究、传播,才使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来。

目前,日本学界在经历“大屠杀派”和“虚构派”长达四十年的反复争夺之后都出现式微的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间派”的兴起。“中间派”又称“中屠杀派”或“小屠杀派”,该派别学者承认屠杀的存在,但认为“非法被杀”者的人数有待考证。这派观点目前恰恰成为日本政府所支持的所谓“主流意见”。“中间派”的领军人物,极受安倍政府青睐的东京大学教授秦郁彦原本是“大屠杀派”支持者,但近年来的学术观点却与“大屠杀派”渐行渐远,转而致力于证明“被害者四万人”。秦郁彦观点的转变正是日本主流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认识的一个缩影。

1971年8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名字叫《中国之旅》。他在专栏中大量披露侵华日军当年的暴行,当然,也少不了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一桩,是“百人斩”杀人比赛。

日本政府是妥协了,但民间的右翼分子却骚动起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进攻南京前夕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乙级战犯绞死)的秘书田中正明,出版了《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记叙南京大屠杀的《南京》一文,最初只是《中国之旅》这个系列报道中的一篇,但却唯独该篇在日本引发了剧烈争论。作者在报道中对于日军南京暴行的严厉批判,刺痛了当时正在缓慢复苏中的日本右翼。1972年,日本右翼刊物《诸君!》刊发了《南京大屠杀的虚幻》一文。该文被公认为是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论调的“开山之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也由该文得名。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悄悄转移了重心,从否定大屠杀的史实,转为否定“违反国际法”。2001年,日本法学家佐藤和男出版着作《南京事件与战时国际法》,里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时,并没有加入1929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不杀俘虏的规定不适用于中日两国。

长达三十年的“百人斩”日本民间辩论及法律诉讼,逐渐让参与各方演变成两大阵营:对南京大屠杀到底是不是发生过,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必须说明,尽管张纯如耗费多年,做了大量调查,搜寻到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她毕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作为一本研究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着作,《南京暴行》一书写作上有些过于感性,严肃的历史考证有时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题及内容叙述,让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却也因为史料方面的硬伤使作者受到批评。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南京暴行》风波再起

本来,以上争论只是不同观点作者之间借助媒体的“对战”,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介入,让事情性质起了变化。秦郁彦、洞富雄等学界公认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都专门发文批评山本七平的言论。

日本政府是妥协了,但民间的右翼分子却骚动起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进攻南京前夕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乙级战犯绞死)的秘书田中正明,出版了《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铃木明的书出版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有过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国内出了个“教科书误报事件”,再度让有关辩论热了起来。

但挑战的声音随之而来。比如评论家山本七平、作家铃木明便发表文章,从几个方面竭力论证:用日本刀搞“百人斩”完全不可能,又声称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战役前已经负伤,不可能参战云云。

逆流顺流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家百田尚树,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协会的经营委员;8月份,《朝日新闻》宣布为上世纪90年代,一篇强征慰安妇的“错误报道”致歉。

前面提到的作家铃木明,在1973年特地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幻》,书中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辩驳。此书算是为“否定派”打开先河,所以人们也把该派称作“幻派”。

逆流顺流

东中野修道的主要论调是:日军在南京确有杀戮俘虏的行为,但他宣称,杀俘是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编者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的状态下,不违反国际法原则。

因为遇难人数的估计与“30万”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国国内舆论往往将日方的“肯定派”成员,与态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强烈批判。

既然南京大屠杀毋庸否认,那接下来日本国内的主要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屠杀遇难者准确人数上了。承认南京大屠杀发生过的日本“肯定派”内部,“大屠杀派”认为死难人数在“10万级别,20万以内”,“屠杀少数派”的史学家秦郁彦提出“4万上限”的观点,最保守的板仓由明则认为在“2万以下”。

当年参与进攻南京城的侵华日军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后,用日本刀进行虐杀中国军民的比赛,最后还拄着刀拍了一张合影,发给《东京日日新闻》,旁边注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样,意思是向井杀人更多,更胜一筹。

但挑战的声音随之而来。比如评论家山本七平、作家铃木明便发表文章,从几个方面竭力论证:用日本刀搞“百人斩”完全不可能,又声称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战役前已经负伤,不可能参战云云。

1989年,“屠杀少数派”出版了《南京战史》一书,第一次刊载了偕行社收集的证人证词,承认至少有1.6万名俘虏在南京被集体屠杀。比起中国方面认定的遇难人数30万,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大屠杀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杀“有”还是“没有”的论战,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1971年8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名字叫《中国之旅》。他在专栏中大量披露侵华日军当年的暴行,当然,也少不了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一桩,是“百人斩”杀人比赛。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作者为新锐日史作家,文章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但就在“否定派”阵脚不稳之时,“肯定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派坚持屠杀人数在十万人级以上,也就是“大屠杀派”,另一派则相信屠杀人数只在万人级别,甚至是千人级,即所谓“屠杀少数派”。“百人斩”论战中的记者本多胜一、史学家洞富雄属于前一派,他们结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板仓由明、秦郁彦则属于后一派,他们与旧陆军人员组成的偕行社展开合作,征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

《南京暴行》风波再起

战后日本长期由倾向保守的自民党执政,但日本学界、舆论界却往往是左翼占上风。比如率先刊发本多胜一揭露日军在华暴行专栏的《朝日新闻》,政治立场上向来就是中间偏左,标榜进步、自由,带有强烈的左派国际主义观点。正是这些左翼媒体与学者多年来不断地研究、传播,才使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来。

原来,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出华北”。尽管很快便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干脆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项》,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要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这起事件在当年充满战争狂热的日本国内,一时成为街知巷闻的“美谈”,他们甚至跑去日本各个学校去演讲,名声非常响亮。但是天网恢恢,抗战胜利后,盟军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两人抓捕归案,押送回南京公审,1948年初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下由中国宪兵执行枪决,以告慰南京千万亡灵。

1997年,记者出身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书。书的副标题特地用了“Holocaust”一词,在英语世界里,这个词马上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为打赌而去杀人的两个日本军官

肯定派VS否定派

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专栏开始连载后,很快引起日本舆论轰动,不少侵华战争亲历者纷纷投稿,把自己亲见亲闻的屠杀细节公布了出来。

而“否定派”干将东中野修道迅速出面指责称,张纯如这本书,仅前面64页里就可找到不下90个史实错误。随后,东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史料,几乎逐条反驳一遍,沉寂多时的“否定派”着实雀跃了一番。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了防范少数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间顽固分子故意制造的否认、篡改历史真相的逆流,中国的官方及相关学界,乃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应该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历史,了解昔日的敌人、今天的“对手”?

二战结束后二十多年里,一方面中日两国都埋头国内重建与复兴,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形成,从东亚到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冲突长期掩盖民族间的宿怨。南京大屠杀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一时并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议题,更从两国普通公众的日常意识中淡出。

二战结束后二十多年里,一方面中日两国都埋头国内重建与复兴,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形成,从东亚到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冲突长期掩盖民族间的宿怨。南京大屠杀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一时并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议题,更从两国普通公众的日常意识中淡出。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家百田尚树,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协会的经营委员;8月份,《朝日新闻》宣布为上世纪90年代,一篇强征慰安妇的“错误报道”致歉。

既然南京大屠杀毋庸否认,那接下来日本国内的主要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屠杀遇难者准确人数上了。承认南京大屠杀发生过的日本“肯定派”内部,“大屠杀派”认为死难人数在“10万级别,20万以内”,“屠杀少数派”的史学家秦郁彦提出“4万上限”的观点,最保守的板仓由明则认为在“2万以下”。

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专栏开始连载后,很快引起日本舆论轰动,不少侵华战争亲历者纷纷投稿,把自己亲见亲闻的屠杀细节公布了出来。

东中野修道的主要论调是:日军在南京确有杀戮俘虏的行为,但他宣称,杀俘是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编者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的状态下,不违反国际法原则。

《南京暴行》刚一出版,大屠杀“肯定派”历史学家秦郁彦便直接指出,该书中有11张照片为“伪造”,“大屠杀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读完该书,也表态希望张纯如将书中失误之处加以修正。

《南京暴行》刚一出版,大屠杀“肯定派”历史学家秦郁彦便直接指出,该书中有11张照片为“伪造”,“大屠杀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读完该书,也表态希望张纯如将书中失误之处加以修正。

两个狂妄的战争屠夫死有余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着“百人斩”暴行以及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风风雨雨,却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后开始发酵,时至今日,在中日之间乃至日本国内,仍然争讼不已。

但就在“否定派”阵脚不稳之时,“肯定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派坚持屠杀人数在十万人级以上,也就是“大屠杀派”,另一派则相信屠杀人数只在万人级别,甚至是千人级,即所谓“屠杀少数派”。“百人斩”论战中的记者本多胜一、史学家洞富雄属于前一派,他们结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板仓由明、秦郁彦则属于后一派,他们与旧陆军人员组成的偕行社展开合作,征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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